在工业革命以前，全球人均收入水平长期在温饱线上下波动。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人均收入迎来转折点，在短短的200多年里“爆炸式”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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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经漫长的岁月中，人类为什么深陷贫穷的泥潭之中？1798年，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给出了一个答案：人类之所以永远挣扎在温饱线附近，是因为人口增长率伴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提高，人均收入又随着人口增长而下降。技术进步、制度革新的果实终将耗散在人口的扩张中，而不能带来人均收入的长期变化。
自此以后，马尔萨斯的这一解释就被知识界“奉为圭臬”，甚至影响了全球各国的人口政策。前工业时代的贫困陷阱也有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马尔萨斯陷阱。尽管有很多学者都说自己彻底颠覆了马尔萨斯理论，但几乎从来没有人挑战马尔萨斯最核心的贡献——他对马尔萨斯陷阱的解释。因为这一核心贡献不曾被动摇，所以，尽管有成千上万的学者指出马尔萨斯理论中可商榷的细节，马尔萨斯理论在诞生两百多年后仍然是经济学和经济史学对古代社会的标准论述。经济学理论界至今仍然依靠对马尔萨斯机制的放松来解释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
但是，《富种起源》指出，马尔萨斯的理论是错误的，而且恰恰错在它最核心的部分——对马尔萨斯陷阱的解释。吴乐旻认为，马尔萨斯陷阱真正的原因并不是马尔萨斯机制，而是一个从未曾有人注意到的一个极端隐蔽又极端强大的机制——制度、文化、技术层面的达尔文式的族群竞择。在前工业时代，均衡人均福利是两支力量的平衡所决定的：一支力量是推高人均福利的个体竞择，另一支是压制人均福利的族群竞择。族群竞择凭借四两拨千斤的力量，压到了个体竞择产生的福利升力，从而封锁了生活水平的持续增长。
而且，《富种起源》并没有停留在对马尔萨斯陷阱的解释上。吴乐旻认为，当前经济学理论界误判了增长的瓶颈所在——误以为是马尔萨斯机制封锁了增长——所以主流的形式模型都耽于解释马尔萨斯瓶颈的放松，但放松一个次要瓶颈并无助于我们把握问题的关键。我们既然有了对瓶颈的重新认识，就要建树全新的理论，来解释这个真正的瓶颈是怎么被打破的。为此，吴乐旻构建了制度竞择模型，发现了其中的竞择逆转机制，并用它来解释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按照制度竞择模型，人类在历史的绝大多数时候，都受一种“竞穷”法则所主宰：人均意义上贫穷的族群反而更容易存活下去，把他们的制度、技术、文化传播开来。但是，竞择具有一种内生的机制，待时机成熟，可以从竞穷转为“竞富”，从而触发爆炸式的变革。现代经济增长之所以启动，是因为“生存”和“文明”这对长期矛盾的目标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取得了短暂的统一。但是展望未来，竞择身上遏制文明的角色正在苏醒，人类文明很可能会从增长纪元重新跌入黑暗时代，使经济增长又归于停滞。
以下为36氪对话吴乐旻的实录：
1.《富种起源》这本书是讲什么的？
吴乐旻：富种起源讲的是人类整体从贫穷走向富裕的过程。从五百多万年前，人类在进化上与大猩猩告别，一直到两百多年前的工业革命，我们的祖先始终在温饱线上下艰难谋生。直到1800年左右，全世界的人均收入才开始持续稳健地增长，到今天已经达到前工业时代几十倍的水平。如果把人类历史比作一天24小时，那么从人均收入的角度说，这一天里整整23小时59分钟57秒都静如死水，却在最后3秒天翻地覆。我们的祖先为什么穷？我们又是怎么富起来的？这中间的转折是怎么发生的？这就是富种起源所讨论的问题。
2. 这个问题和马尔萨斯有什么关系呢？
吴乐旻：关系很大。对上面说的这些问题，知识界一直以为早就有了公认的答案，而且这组答案一部分就是马尔萨斯提供的，剩余的部分虽然不是马尔萨斯提供的，但也是从马尔萨斯理论里发展出来的，依赖于马尔萨斯理论的成立才成立。但是我发现，马尔萨斯是错的，那些公认的答案大大低估了问题的深刻性，甚至与真相背道而驰。
3、能否简单介绍一下马尔萨斯错在什么地方？
吴乐旻：我在研究中发现，马尔萨斯理论只有在一个隐含的敏感假设成立的情况下才是成立的。这个假设就是个体和集体之间不存在生殖利益的矛盾。比如，不能有性选择式的竞争，不能有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人和人之间都像工蚁一样和衷共济，共同为集体生存而奔走。而且不是说制度上让大家这么做就可以。得是从基因的层面，从自然的欲望的层面，人人都像工蚁一样，不带有个体生殖的追求，这才能让马尔萨斯模型成立。
显然，这个假设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假设偏离现实本身没有关系，理论本来就是对现实的简化，都涉及到不符合现实的假设。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条偏离现实的假设，决不能是敏感假设，就是说，你这理论的结果得是稳健的，不能这条假设一放松，你这理论就不成立了，那不行。而这个群己无矛盾的假设恰恰是一条敏感假设。一旦允许个体和群体存在生殖利益的矛盾，马尔萨斯理论的预测马上就出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很确定地知道，这个理论是错了。
4. 从前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吗？
吴乐旻：就我所知，包括我在内，有四组研究者独立地发现这一点，其中包括一篇我偶然得知的从未发表的研究生课程论文。但另外三组研究者并没有挖到群己矛盾这一层，只是停留在模型设定的角度，意识到马尔萨斯肯定有错。我认为，群己矛盾这个生物学层面是很重要的，只有理解这一层，才能一锤定音地说清马尔萨斯到底错在哪里，而不仅仅是建一个新模型，拿自己的新模型去要求老模型那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看不到头的争论。
研究马尔萨斯的学者可以说已经成千上万，大家没有看到这一层，其实是情有可原的。第一是马尔萨斯理论很经典，学科内有一些错误的建模套路来处理它。那些套路其实是站不住脚的，但人人都在用，你一钻进去，想当然地接受它们了，那恐怕不好钻出来。第二是从马尔萨斯到群己矛盾，直觉上就是两个不相干的东西，这之间是怎么关联起来的，是需要在逻辑上绕几个弯的。我也是想了半年多，天天盯着这个问题想，才侥幸想通的。我如果当时换一种建模方式来切入这个问题，或者不那么在乎背后的真相，或者顺顺利利就发表了已有的模型结果，那我恐怕一辈子也看不到群己生殖矛盾这一点。
4. 群己矛盾，这是你这本书最核心的结论吗？
吴乐旻：不是的。群己矛盾有它的价值。因为它说清了经济福利的生物学基础，基础就在群己矛盾、这个生殖斗争里头。但是它不是这部书的主要内容。从篇幅和重要性来说，它只占书中内容的5%左右。我只是用它来说明一个叫做“效用品”的概念的来源。书里更重要的部分是对马尔萨斯陷阱的重新解释，和对现代经济增长起源的重新解释。
5. 你的解释和传统解释差别在哪里呢？
吴乐旻：差别非常大。但是要说清楚的话，涉及到太多内容了，有很多层的推理和论证，每一层听起来可能都有匪夷所思的感觉，需要严密的论证才能确定逻辑的可靠性。所以，我很难三言两语就把整个推理讲出来。但我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我和现有理论的差别。
两百多年前，人类摆脱漫长的贫困陷阱，开启现代经济增长，这个过程就好比打开一扇上百万年不曾开启的大门。
这扇门打不开，其实是因为它被锁住了。但知识界一直低估了这扇门，以为门打不开，是因为门轴有点儿紧（马尔萨斯机制），需要的只是一个推门的人（各种“世不出XX，万古如长夜”），或者说让推门人的力气足够大（内生增长理论）。但其实，历史上从来不缺推门的人，却成千上万次却没有推开；也不缺大力士，多大的力气也徒劳无功。因为那个锁还没有被打开（书里真正遏制增长的达尔文机制和刘慈欣机制）。后来，一把钥匙（竞择逆转）把锁打开了。恰好有几个人（推动工业革命的各种因素）当时正在使劲，就把门推开了。于是，聚光灯都打在他们的身上，好莱坞把他们的故事拍成了电影（大一统增长理论）。拍得动作有点儿失真（模型硬伤），但推门的参与者还算数得清楚，甚至连门的运动轨迹也和历史非常吻合（数据拟合）。于是，奥斯卡宣称，“这是一部最佳纪录片；凭借它，我们已经了解了历史的真相（主流认知）；当年门没打开，只怪门轴紧（马尔萨斯理论被奉为圭臬）”。
但十五年前，我发现这门轴其实润滑得很，而历史上推门的人早已成千上万，力气也都很大。光凭借马尔萨斯机制，是不能解释门的紧闭的。这门当初开不了，一定有其它原因（平衡增长之谜）。后来，我侥幸发现了那把锁（族群竞择机制）并继续研究，证明了：这把锁才是门开不了的原因。然后，我又继续寻找那把开锁的钥匙——我认为钥匙就是竞择逆转。
找到锁和钥匙，并不是说那些推门的人（工业革命的具体因素）不重要。没有他们，锁打开了门也不会自己开。但是光有推门人，门锁没开，那也没用。
这就是我在《富种起源——人类是怎么变富的》里讲述的故事。这个比喻是我对《富种起源》的边际贡献的理解。
6. 我看你在其它介绍《富种起源》的书里说，《富种起源》有科幻色彩。科幻色彩是形容书中什么内容的呢？
吴乐旻：我在做出族群竞择模型和制度竞择模型之后，都有一种强烈的科幻感。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模型。我在做这两个模型之前，都没有预料到模型的结果，它们的结果都很惊人，甚至让人害怕，事后慢慢研究才发现其中的道理。
比如这个族群竞择理论。从结果上说，它是造成人类上百万年无法挣脱贫困陷阱的一个原因。冤有头，债有主，要是人类的血泪债能找一个自然规律算账的话，那它就是这个冤头债主，罪魁祸首。马尔萨斯两百多年前做研究的时候，也是带着一种使命感，在找这个罪魁。但是他找到马尔萨斯机制后，就以为找到了。尽管马尔萨斯机制很简单，但马尔萨斯还是很激动，毕竟这是一件大事。他甚至在书里说，他所发现的这个规律莫不是老天爷的旨意吧，好让人们永保谦卑——马尔萨斯是个牧师，有这个想法不奇怪。我在发现马尔萨斯的错误后，也情不自禁产生了很相似的使命感。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罪魁是什么，我只知道他不是马尔萨斯找的这个，而且他一定存在。凭着这股信念，我找了将近三年，尝试了各种解释，反反复复的失败，最终才找到他。这个族群竞择机制，它很简洁，很精巧，给人一种美感。如果你熟悉了它的内在结构的话，还会有一种哲学上很隽永的滋味。这种滋味不是从我发明的模型里来的，而是客观规律本身散发出来的一种感觉。我在想出这个解释之前，上百个夜晚是搜尽枯肠找解释，在觅而不得的遗憾中睡去；我在想出这个解释之后，是上百个夜晚推敲着理论的细节，在对大自然之美的赞叹中幸福地进入梦乡。
再想想我们的祖先——工业时代以前在地球上的几百亿过客——就因为这么一套规律，而陷于贫穷。这种感觉确实很上头。我体会到的不是发现的自豪，而是一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恍惚感。经济学诺奖得主克鲁格曼曾经说过：“当你发现那些推动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那些决定一个帝国兴衰的力量，能够被打印在纸上的一系列数字和符号所诠释和预见，还有什么比这更激动人心的呢？”
克鲁格曼所表达的这种经济学的美，我称之为科幻美。经济学规律，美到极致，会有一种科幻美。就是读者在掩卷之际，仿佛看到另一个世界。我自己在研究中，确实是产生了这种感觉。我也想把这种至高的愉悦感传递给读者。
7. 你还提到这个理论很暗黑。是怎么回事？
吴乐旻：是的。族群竞择模型和制度竞择模型都很暗黑。它们都有解释马尔萨斯陷阱的一面，从效果上说，有其黑暗面。我有时候会开玩笑把族群竞择理论成为“黑暗森林理论”。虽然从假设到原理，和刘慈欣《三体》中的宇宙社会学是不一样的，但是黑暗程度似乎有的一拼。从这个角度说，真实历史本身就很科幻。
制度竞择模型也是。制度竞择模型解释了，为什么生存主义能够长期占据主导，遏制文明的发展。但后来，怎么又发生了逆转。我把这种变化叫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书中原话是：“一种组织形式得以壮大、传播，它的取向必然是生存主义的。如果在这种组织形式之上居然开出了文明的花朵，那只是因为文明与生存达成了暂时的和谐一致。文明嫁接于生存，脱胎于生存。生存之于文明，好比“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我们现在恰好处于一个难得的罅隙，生存与文明暂相和谐，但是这种和谐的状态很可能是不稳定的。制度竞择模型也预言了这种状态终结的危险。
所以，我借用《三体》中的一对概念，做这本书的题记，叫作：
是给岁月以文明，还是给文明以岁月？
我们免于此虑，只因活在例外的时代。
这个时代，靠什么开启，会不会结束？
相比之下，主流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总是围绕着马尔萨斯模型里人口转型机制打转，真是把历史想得太“傻白甜”了。白天不懂夜的黑。
8. 所以，你担心马尔萨斯陷阱卷土重来，是吗？
吴乐旻：是的。原来，我们都笃信马尔萨斯理论的时候，当时真没什么可担心的。因为马尔萨斯理论里，陷阱的本质是环境资源危机，是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但你看现代社会，大家生孩子也不那么积极了，又不断发现新资源，开发出新技术。只要全球变暖这种事情上不要出大的纰漏，人类重返马尔萨斯陷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就算是全球变暖真的发生不可逆的恶化，也不好说这跟马尔萨斯陷阱有什么关系。
但现在发现，马尔萨斯陷阱即使在两百多年前，本质上也不是资源环境危机，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危机。或者说，资源环境危机只是底层政治环境危机的一个表象。而且，这个政治经济危机的教训不仅适用于古代社会，也一定程度上适用于现代。这就很可怕了。这意味着马尔萨斯陷阱的悬剑就在我们头顶，而且悬在一根很细很容易断的线上。
甚至书里还说，考虑到二战有可能走向另一个结局，我们今天的文明也许都是一个劫后余生的文明。如果增长纪元在上世纪中叶就被终结，那这一轮经济增长，从漫长的文明史的角度来说，和古罗马帝国、和宋朝，也没什么两样，都是昙花一现。我们的确要当心。
9. 你认为学界会接受你的理论吗？
吴乐旻：我觉得会的。经济学归根结底时讲逻辑和证据的，是要把命题化归到数学和统计学的层面来让大家审查挑战的。有些学者从自己的感受出发，喜欢或者不喜欢这个理论，其实都不重要，都只是opinion而已。最终要凭逻辑和证据说话。逻辑和证据过关了，哪怕理论不对你的胃口，也得严肃对待，甚至要更严肃地对待，因为它和传统的认知不一样，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深刻性。
但这应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预计大概需要三十年。或许三十年后，大家思考古代史的时候，会优先从达尔文竞择的角度去思考，甚至把马尔萨斯陷阱改称达尔文陷阱也未可知。
10. 那你的理论对曾经流行的少子化政策会有所启迪吗？
吴乐旻：恐怕已经晚了。马尔萨斯理论里含有少子化的建议，此外从马尔萨斯理论里发展出来的对现代增长起源的解释更含有少子化的建议。因为那些理论的核心机制是人口转型，也就是人富到一定程度不想生孩子这事，这个机制在模型里面有可能造成多重均衡。所以理论家就依据这个机制来产生解释现代增长所需要的突变。按照这种建模思路，富而少生，简直是刺破黑夜的曙光。
但在我的模型里，结论恰恰相反。我们不妨想一想，富而少生，这种事难道在古代就没有发生过吗？这种骄奢淫逸，不务正业的部落文化，恐怕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上百万次了吧。的确，短时间内，孩子少一点，人均收入是可以高一些，甚至人均收入越高，越不生孩子，还触发了这个人口转型的均衡跃迁。但结果呢？结果就是被其他族群淘汰掉。最终占主流的，只有看似木讷，乖乖在马尔萨斯陷阱里挣扎的俭朴部落。这就是族群竞择。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怎么启动这个骄奢淫逸、富而少生的循环——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关键在于怎么打破族群竞择。
工业化之所以气势磅礴，不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的，它导致人们少生不生，从而变富；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扩张的秩序。至少在工业化的初期，哪个文明采用它，哪个文明就能更坚韧地生存，对外输出这种秩序。工业化在初始阶段，首先会带来人口的快速扩张，而不是下降。工业化国家增长了人口、打赢了战争、繁荣了贸易、输出了移民，把自己的基因、文化和技术播撒到其它国家，这才使工业化成为一场革命。如果工业化从一开始就让人口萎缩、自闭、打一仗输一仗、关起门来织绣花枕头，那工业化就不会有机会席卷全球，工业造物只会像成千上万种普通效用品那样湮没无闻，只配到博物馆里被当做考古珍奇来陈列。
如果《富种起源》在上世纪中叶就发表了，大家用这种角度来思考现代文明了，当然就不会提倡少子化了。甚至可以说，在更长的历史尺度下，人口转型反而是工业文明最大的危险之一。未来世界，如果族群之间冲突加剧，跨族群的知识交流中断，那么发达社会的低生育率很有可能会敲响这些文明的丧钟。
富种起源
作者简介
吴乐旻
清华大学经济学学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曾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任教，讲授宏观经济学与世界经济史，研究方向为理论经济史。目前在Theia Insights担任董事和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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